所以，在社会变革时期，更多发生的是他们涌入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的一员。

（参见杨泽波，2020年b）有了三分法，儒学发展在这个问题上的脉络，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但佛教传入后，儒家也受到了影响，其中就包括唯识论。

经过长期消化，儒家慢慢也理解并接受了这一思想。这种理解彻底扭转了天人关系的出发点。象山兄弟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抓住这个弱项，大力攻讦，掀起了朱陆之争。要将仁的学说贯彻到底，这两个问题必须回答。澄清这个关系有助于了解天没有心，人才有心，不是天给了人道德，而是人给了天以道德，从而实现天人关系的倒转，终归人心之一本。

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虽然有此失误，但从大局看这并不十分碍事，只要能够澄清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只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的直接性，其对象是一种善相，而不是物自身，遗患并不难消除，切不可因此忽视了其为阐发道德存有的道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那么，天和人相互作用的中介又是什么？按照道家主流看法即为物质性的气：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

因顺本性则天下人都听从，违逆本性，那么即使制订了法也不能执行。（本文刊载于《孔子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进入专题： 《淮南子》 道治 天人合一 自然无为 身国共治 。它反复指出并批驳了人的这种认识狭隘性：夫井鱼不可语大，拘于隘也。世人之所以热衷于想当天子，是因为天子能够给他带来极尽耳目的欲望，满足身体舒适的需要。

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由此观之，那么，圣人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太多了，所以自天子以下直到一般老百姓，所谓四肢不动、思虑不用而可以办好事情，满足生存和发展，这是根本没有听说过的。

把天人合一的核心主旨仅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合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不过，法家、道家等提出的主张仍然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汉初社会局面为这种学说提供了昙花一现的实证机遇。

当然，这种学习和改造无非是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孔孟对形上之道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谈之甚少，不能不说是原始儒家的一大缺陷。如说，五月作为季夏，天子应当衣黄衣，祭奉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拥有天下，难道一定要靠权势发号施令、掌控生杀予夺来推行政令吗？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原道》），做到自得于道，天下也就反过来在自己的静观甚至掌控之中，即能真正能实现自我与天下相合、互相拥有，又哪里会不能容身于天地之间呢？所谓自得，是指保全自己的身心，不受外在贵贱、贫富、劳役的制约，内通天机，与道一致。

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它看到了人们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家、墨家便开始分裂道而议论，分别徒党而争辩。

以形下之道的变易性来求形上之道的不变性：所遵循的道，好像金石乐器一样，浇铸成型、定下音调就不能改变，而所做的事就像琴瑟那样，每根弦都可以改变、调整。这种律历之数作为天地之道，四时为纪，把四季的变化作为推行政令的法度、准则，实则农业社会长期实践规律的总结与提炼。

它把人类甚至还没有进入国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早期群居社会奉为至德之世，一面主张因时而变，一面又主张返回到无知无识的原始状态，这就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代把家庭教育促进上升为国家法的意志，并大力倡导家风、家道的优化，正是将社会治理向内圈伸的结果。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新道家与儒家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先治理好自己身心，是治理社会和带领民众的前提，且将之看作更为根本，而平治天下事业作为末不过是这个本的延续和深化。最好、最高的治理，就是不变易人民的自然本性。这就叫做释大道而任小数……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原道》）。

身者，国之本也（《泰族》）——这是一个内外互推的逻辑论证过程，认为身心能治理，始可与之言道。汉武帝以后，不管中国传统王朝如何更替，儒家实际上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其他各家思想在大部分时期里只能作为陪衬和补充。

懂得重视自身修养，看轻身外世界，那就逐渐接近于无我之大道了。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

能够修养身体的，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内心。刘安在终篇《要略》中论述了从西周文王以来先秦儒家、墨家、管子、晏子、纵横家、刑名家、商鞅等学说，针对时代面临的矛盾，回应和化解冲突和危机，皆各自提出了见解。

君主在上面精明审察，官吏便在下面勉力从事。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的举措。这样作乐，炽盛显赫，被诱惑而有所羡慕，但酒宴结束、音乐撤去，心里惆怅忧郁，好像丢掉了什么。在治理天下过程中，君王如何运用法则和权柄？法，是天下量度的标准，是君主的工具。

道为治本，但此道首先应在治理主体特别是最高君王身上体证出来，然后外推应用于臣属和民众，这叫做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因为过多地使用马鞭子，不是赶远路的办法。

只有遵循道的规律，顺遂天地自然行事，可以治理的范围就是天地四方也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同类相应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思想与文化特征之一。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夫一是非，宇宙也（《齐俗》），半是半非的是非是片面的，而绝对的那个是非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泰族》）。同样，对于权势的掌控也是如此。故此，做外王的事业，先要平和意志，清净精神。自然，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局限性在所难免。

如身心都无法治理，奈天下何。这是我们今天讲文化复兴应当关注的治理文化相通之处。

汤、武平暴乱，因时也（《诠言》），且不违背人的性命之情。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

圣明君主在位，空廓没有行迹，静悄没有声音，官府像无事可干，朝廷像没有人。这是遍地道德上通于天、巧诈荡然无存的缘故。